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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4000元，飞三亚还是飞普吉岛******

　　距离春节假期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国内游和出境游的热度持续升温。其中，三亚和泰国这两大旅游热门地的性价比和出行便利性被网友们拿来比较。

　　跨境游，泰国成断层第一

　　1月15日，红星资本局发现，多个在线旅游平台已上架泰国旅游相关产品。在去哪儿平台上，泰国6日自由行往返机票在4000元左右。其中，最低的是上海到清迈3818元起，最高的是南京到普吉岛4129元起。

　　飞泰国往返机票约4000元，与成渝、东北等地到海南的往返机票均价相差无几。选择到泰国出境游还是在三亚国内游，引起众多网友热议。

　　携程数据显示，2022年12月27日至2023年1月11日，在平台预订春节假期跨境旅行的订单中，泰国已成为断层第一(断层第一指第一名与第二名差距很大，形成断层)。尤其在亚洲国家中，泰国订单量超越日韩逾2-3倍。同期，泰国赴中国的旅行预订量同比增长101%。

　　中国游客是疫情前泰国旅游市场最大的客源群体，泰国对中国旅客期待已久。泰国国家旅游局此前预估，2023年泰国接待国际游客的目标数量为2000万。而自中国宣布放开入境政策之后，泰国方面迅速将该目标上调至2500万。

　　会否冲击三亚旅游市场？

　　从出行便利度来看，红星资本局在旅游平台上搜索机票时发现，目前，国内飞泰国的直飞航线较少。以成都飞曼谷、清迈为例，目前暂未开放直飞航班，均要中转。

　　“从目前看来，去海南的航班数量比泰国多，以成都飞三亚的航班为例，一天就有15班次。差不多等于飞泰国的航班一周的数量。”飞猪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

　　泰国民航局此前透露，已有多家航空公司的中泰航班获准在第一季度内从原来每周的15班次增加至每日20班次。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月11日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增加往返泰国等国直航航班，为中国游客前往旅游提供更多便利。

　　对于出境游回温是否会挤占三亚旅游市场一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栎娜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时认为，“出境游的回温，对三亚旅游市场的影响不大。”

　　钟栎娜补充说明，每逢冬季，到南方避寒的旅客基数大。无论是三亚还是整个海南岛，都难以完全吸纳所有旅客，肯定会有外溢现象出现；其次，出国旅游和国内旅游所对应的人群不同。到三亚旅游相对便利，且以旅居人群较多，“两者并不冲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卢月佳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