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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勇向前******
【思想茶座】
编者按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近日，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2022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2023年经济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定向领航。
新的一年，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形势？怎样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光明智库特邀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交流。
本期嘉宾：
曹立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黄卫挺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董志勇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
董煜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胜 王斯敏
2022年12月30日，在连云港港码头，大批国产轿车等待装船出口海外。新华社发
1.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光明智库：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底气是什么？如何看待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我国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的战略判断？
董志勇：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这是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和优势。当前，在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有望回稳的背景下，经济发展也面对着更高要求。从需求侧来看，要求稳步恢复并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重点推进共同富裕，牢牢把握住经济基本面的内需基本盘。从供给侧来看，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新旧动能转化提升供给能力，牢牢把握住经济基本面的增长新引擎。
权衡：回顾新时代十年，面对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为做好今年乃至今后几年的经济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信心和底气：一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超大规模的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日益显现；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要素新动能不断聚集，为经济持续向好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活力；三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发展理念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四是始终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内外部条件，制度优越性和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显现。
黄卫挺：从经济运行的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和体制优势来看，首先，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超预期因素，并非结构性因素，这是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起点。这些超预期因素仅是短期扰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其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处于中高水平，超预期因素消退之后有望回归趋势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除要素供给增长之外，我国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来源是制度性变革和技术性变革。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并在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这些举措将给我国潜在增长率提供更强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优势正在引导形成经济增长的一致预期，将有力推动中央部门、各级政府形成工作合力，引领各方面力量同向而行、共同发力。
董煜：开局之年，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更高要求。一是把握发展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局势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二是把握工作方法的变化，更加强调系统观念，更加强调政策的协调配合。三是把握重点任务的要求，如要找到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等。
对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的战略判断，我们一方面要充满信心和底气，另一方面需准备好付出艰苦努力，凝心聚力促发展，把中国经济的潜力和优势发挥出来。
2.越是形势复杂越要坚持稳字当头
光明智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何如此强调“稳”字？
黄卫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越是在形势复杂之时、关键节点之处，越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落到具体工作中，要特别突出稳增长、稳就业和稳物价。其中，稳增长就是稳大局，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稳增长刻不容缓。受经济下行影响，一些金融风险凸显，不仅需要针对特定风险采取防范化解措施，也需要通过稳增长做大经济分母，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稳就业要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千方百计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稳物价方面，要加强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董志勇：一方面，“稳字当头”有助于协调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对于夯实经济恢复基础、应对外部环境动荡至关重要，有利于保持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另一方面，“稳中求进”有助于平衡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是稳住经济的关键，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对于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十分关键。
董煜：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是在今年经济工作中瞄准了宏观调控最主要的着力点。从稳增长看，最近中央反复强调“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就是不能让增速滑出合理区间。从稳就业看，2023年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会成为宏观调控的一大难点。从稳物价看，尽管2022年物价总体保持平稳，但新的一年可能还会面临各种复杂情况，绝不能掉以轻心。“三稳”之间密切联动、互相影响，必须统筹推进。
曹立：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尤为重要。一方面，当前市场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稳增长紧迫性明显提升。将“稳增长”摆在首位，也可通过稳增长实现稳就业。另一方面，随着防疫政策持续优化，经济整体回升，消费需求有望快速释放，但可能会推升国内通胀压力。因此，要做好稳就业保民生，稳定物价水平，加强重点商品保供稳价，确保基本生活需求，兜牢民生底线。
3.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
光明智库：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对于会议提出的“六个统筹”，应如何看待？
董煜：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等政策上发力。其中，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要格外重视与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部署相衔接。
做到“六个统筹”，关键是找到各项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破解制约工作的难点堵点卡点。比如，“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强全局观，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是一个重要机制，目前已有一定基础，还需进一步完善：宏观政策本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相互之间要加强一致性评估；非经济领域的一些政策，也需加强与经济政策的衔接协调，确保各方面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齐心协力抓发展。
权衡：以“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例，我们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这是因为经济运行总是在总量变化与结构调整中向前发展，量的合理增长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和条件，质的有效提升是量的合理增长的动力和目标。统筹好二者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
曹立：以“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为例，今年经济工作要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一方面，随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交通物流、居民出行逐步增加，将带动住宿、餐饮、旅游等服务业恢复，有利于吸纳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会使就业市场发生积极变化，催生一批新模式、新业态，创造新的岗位需求。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迫切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协同发力。更好统筹二者，着力点在于：加强自主可控，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等“卡脖子”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注重优质有效，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通过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
董志勇：近年来，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发凸显，将成为实现“六个统筹”的重要抓手。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可重点从科技创新端发力。政府可出台相应政策，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大对高水平人才培育的支持力度，鼓励市场形成新的人才培育模式。
黄卫挺：以统筹当前和长远为例，应重点权衡好短期运行调控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改革目标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稳增长政策力度，既要推动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也要避免引发经济过热；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做好稳增长与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之间的权衡，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发挥好房地产业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处理好短期应对之策和经济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切实将解决中长期问题、实现中长期目标分解到当前经济工作中，有计划分步骤加以推进。
4.提振社会各方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光明智库：会议强调，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对此，您如何看待？
权衡：近年来，由于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和冲击，市场主体预期减弱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引导合理预期、强化市场信心，特别是强化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对做好今年经济工作至关重要。
针对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议论和观点，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予以澄清和引导，对于一些中长期战略部署，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细化说明和有效解释，更加明确、更加积极地引导各种经济主体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要坚持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持续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形成完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励各类市场主体按照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原则参与经济活动。
曹立：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当务之急，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要着力促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另一方面，要着力稳投资。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聚焦重点领域和国家重大战略。提振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要扎实做好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塑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黄卫挺：会议强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下一步，要加快形成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从制度和法律上真正落实“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活力。
董煜：信心来自预期，预期取决于环境。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如何做好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从监管层面来说，对于平台经济要加强和优化常态化监管，明确只要依法合规经营，就可以继续大力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平衡监管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行更加灵活的监管方式，鼓励企业在业态和模式方面不断创新。会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从引领发展来说，平台企业不仅能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还可引领与它相连接的传统中小微企业创新升级；从创造就业来说，如何通过发挥平台企业的作用，更好地吸纳就业，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国际竞争来说，要利用好我国在数字经济创新上积累的优势，以平台企业为载体，在一些前沿领域进一步构筑新的发展优势。
5.科学预判形势，共迎光明前景
光明智库：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还应注意哪些问题？
曹立：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关键是提振企业和企业家信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重要的是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重视防风险，建立鼓励资本长期深耕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机制，防止“脱实向虚”。
董煜：在落实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部署过程中，如果推进工作只从本领域出发、单兵突进，不顾对其他领域可能带来的影响，就会破坏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除了强调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外，必须把实践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同时，要把政策宣传解读放在重要位置上，第一时间向社会传递重点领域和热点政策的准确信息。
权衡：要特别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密切跟踪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大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紧张、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等重大因素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波及和影响，防止外部环境和变量对国内经济稳增长带来冲击。另一方面，也要格外关注和有效防范各类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确保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做好形势预判和有效应对。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07版）
东西问·深问丨庞军：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气候变化陷阱”？******
中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 题：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气候变化陷阱”？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
作者 徐雪莹
气候变化是否为西方限制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碳减排确实会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为代价。近年来，美国更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为由，曾退出《巴黎协定》。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双碳”进程何以同经济发展“双轨并行”？又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
“这些年，中国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推行低碳理念同样能带来更多商机。中国通过双碳“1+N”政策体系、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立健全碳定价等市场机制作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大碳捕获碳吸收技术开发利用等综合举措，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完成“双碳”目标，贡献国际环保事业。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其降碳举措和西方相比有何不同？
庞军：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美国从2007年到目标2050年间隔43年，欧盟为71年，中国承诺实现的时间只有30年。
在碳减排上，中国如今面临的一些困难，是西方当年所没有的。西方提出减碳计划时，基本已走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结构转型较为彻底，很多高污染、高耗能、高碳排放行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国由于人口、产业、技术等因素，加上国际产业分工的一些阻力，难以通过产业转移来减碳。同时，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主导的化石能源为主，碳减排任务更艰巨。
虽然只有30年时间，但中国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体行动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立足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大力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GDP碳排放量，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跻身世界前列，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居全球前列、新能源汽车市场迅速崛起，都利于减碳。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无人机照片)袁宏彦 摄其次，在顶层设计上，中国提出双碳“1+N”政策体系，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对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不同行业，针对重点领域出台碳达峰实施方案，梯次有序开展碳达峰行动。
再次，同西方相比，中国采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办法。即在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加大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力度。
最后，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相比于西方国家碳市场的体量更庞大。未来可以利用全国统一碳市场，纳入不同行业，通过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碳税、可再生能源配额、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等措施，形成针对高耗能行业的有效减碳手段。
线路工人在安徽省淮北袁庄境内进行晋北-南京工程±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施工作业。该工程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电通道之一。王文 摄中新社记者：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下，全球能源价格飙升，欧洲国家持续面临“油气荒”。这会否延缓各国迈向“双碳”的步伐？对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有何影响？
庞军：从短期来看，欧盟大量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资源，乌克兰危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欧盟的低碳转型战略。
欧洲难以获取俄罗斯天然气，又即将面临冬季采暖压力。此时能源安全显然更优先于低碳与能源转型。为解决冬季采暖等能源需求问题，德国、意大利等国可能会重启燃煤发电，或延缓燃煤电站关闭时间。这甚至可能影响到欧盟在2030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55%的目标。
从长期来看，各国最终还是会向低碳方向迈进。若乌克兰危机持续，欧洲可能会重新考虑其能源转型路径。一会设法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加大能源供应多样性。二会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如加快开发太阳能、氢能等能源。
对于中国能源转型，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影响没那么明显。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电为主，区别于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反而有更多的清洁天然气可以供给中国，有利于中国增加清洁能源。但乌克兰危机对欧洲能源的影响也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启示，过度依赖国外能源资源，会令本国能源安全存在隐患。
2022年10月，天津LNG接收站二期项目有序进行中，确保5#、6#储罐供暖季前投用。中新社发 王军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减污降碳仍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双碳”行动中会采取哪些措施保证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国能源转型道路何以同经济发展相协调？
庞军：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国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要保证能源安全，必须充分认识到煤炭在中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保证煤炭持续稳定供应。同时，把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重要抓手。一方面，对煤炭企业采取适当措施，在清洁能源利用技术上给予适当支持，促进其技术升级。另一方面，重视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开发。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亦然。“双碳”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因为追求“双碳”目标，就对碳排放高的重要行业“一刀切”，而要挖掘、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
当下，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能源转型同经济发展相协调，须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促进能源多元化，加大对氢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些都有赖于技术支撑。因此，还需不断开发新能源、节能增效等技术，通过技术挖掘转型潜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能得到持续供应。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境内的茨河(黑河)水系与设立的风力发电装备相映衬。王彪 摄同时，经济发展也是能源需求重要的驱动因素。能源需求通常会伴随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但经济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发展高新技术、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进程。
中新社记者：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分工、经济发展、碳排放水平等方面差异明显。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何不同？全国碳市场的设计如何考虑省际碳公平问题？
庞军：中国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特别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较突出，重工业、化工业占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往往依靠外部供应能源。
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才能在全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使各区域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形成区域间协同分工。
东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和技术创新，发展外向型经济，如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数字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中部地区重化工业比例相对更高，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导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向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推进第三产业发展。西部地区未来可作为中国新能源产业重要基地，为其他地区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
其中有一点尤为重要，即防止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不能说东部地区要发展，就将污染产业转移至西部；西部地区为提升GDP，就把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承接过来。
全国碳市场设计也应考虑到省际贸易问题。省际贸易中，能源产业较密集或重化工业所占比例较高的省份，往往会为外省承接一部分碳排放；经济发达且产业结构中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省份，则会将部分碳排放转移到外省。
因此，为解决省际碳公平问题，首先要充分考虑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性，科学界定各省碳减排责任。对于高耗能省份，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发放要有所倾斜。配额过于宽松，起不到约束作用；过紧又会给这些省份的产业带来很大影响。因此，碳配额应当适度，并给予调整空间，让各省份有时间逐步调整能源结构。
其次，从长远来看，真正的功夫应下到碳市场之外，即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帮助高耗能省份尽快升级改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例如，通过适度的碳配额拍卖筹措碳减排资金，用以支持传统省份进行节能改造与产业技术升级，缓解因省际分配效应而加剧的地区不公平。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世界减碳历程有否可参考的经验？中国这场“双碳”变革又能为国际环保事业带来什么？
庞军：发达国家在减碳历程中，通过立法引领、财税刺激、科研指导等手段，促进企业减排降污，限制了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发展。同时，向民众推广低碳文化、低碳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低碳、清洁能源的良好风气。其为全球减碳做出的各项有效举措值得借鉴。
中国“双碳”变革必将为国际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一则，中国作为目前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对全球减排的贡献毋庸置疑。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新能源发展，进行低碳变革，为世界环保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则，让世界看到中国践行“双碳”理念。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行动措施中获得经验借鉴。同时，形成示范效应与国际减碳风气，给部分消极国家带来压力，倒逼其推进减碳事业，最终促进全球减碳。
航拍塞罕坝千年秀林。(无人机照片)韩冰 摄最后，中国推行低碳还能带来更多商机。例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等，均涉及数字化改造。这意味着部分企业在新领域的商机，也有助于加速国家新能源技术创新，甚至带动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为经济与生态带来双重增益。(完)
受访者简介：
庞军，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研究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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